抓住企业,就抓住了经济的本质

发布时间:2022年07月12日
       苏小河 民众中一直有期待国企放弃垄断、放弃控制权的声音, 认为只要国企不进行本质性改革, 中国经济的全面市场化是非常重要的。远处。这种情绪当然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国企多年来形成的商业模式对市场分工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太多的潜在资本不能参与到市场交易的过程中。不是创新成果, 而是对市场可见效率的垄断瓜分。然而, 人们必须意识到一个巨大的问题。国有企业的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改革面临着巨大的官僚阻力。任何一步到位的市场化改革, 都是市场价值层面的改革。如果人们对市场的价值谱系没有形成, 改革就会遇到阻力和对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新颁布的《决定》在有关国企改革的命题上, 寻求一种方法论的改革, 即摒弃尖锐的意识形态争议, 努力追随技术管理水平。想出新的策略。站在对这样一个问题认识的高度, 我们可以看到《决定》中有一条很有方法论价值的表述:“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 设立一批国有资本经营公司, 支持符合国有资本投资条件的国有企业改制。这里的关键词是资本或投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在方法论上取得突破, 以管理市场为重点, 管理和人才管理向资本管理转变。
       也就是说, 中国国有企业的管理部门今后将把权力从市场竞争、商业模式、创业团队等与具体市场事务相关的领域下放, 退到资本层面。
       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和大型国有企业将以资本为主要工具参与市场。这是一种怎样的转变?按照现有的商业模式, 这样的政策转变可能会导致中国国有企业将传统的公司业务交给自由市场竞争。一个非常成熟的投资银行模式在竞争中。如果实现了这样的转变, 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政府再次放权, 市场自由竞争增加;第二, 放权到位后, 市场将获得政府的收益效应, 即出现改革红利;第三, 国企转型可借鉴国际经验。 ,

形成开放的国际商业模式。这让我们想起了 1980 年代的分权改革。事实上, 在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

企业改革确实具有波及全身的效果, 因为企业不仅可以解决全社会的就业问题, 还可以解决政府的财政收入。企业就是抓住经济的本质。这是经济学的常识, 但1957年以后, 中国经济的主要情况是企业亏损严重, 财政收入不足。数据显示, 11956年至1977年, 国家投资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增长9.2倍, 而国有企业利润总额仅增长5.5倍的事实与此不符, 国有企业的贡献企业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仅为5.5倍。增长了2.5倍, 以国有企业上缴利润为主的财政收入增速几乎呈下降趋势, 导致整个国家财政收入出现下滑。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 财政收入增长率为11%。期间为 0.2%。 1963-1965年是一个短期的经济调整年。财政收入增长14.7%。在接下来的“三五”期间, 这一比例立即下降到 7%。四五期间, 继续下降到只有4.2%。 1974年至1976年, 全国财政收入出现严重负增长, 这是继大跃进之后的第二个财政困难时期。因此, 中央政府后来的文件指出, 此时国民经济已处于崩溃的边缘。如此惊人的数据表明, 单纯依靠国家财政投资、以行政方式管理国有企业发展的过时模式已经难以为继。
       因此, 有必要对国有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改革, 而改革最有效的措施就是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真正实现权力和利润的下放。当然, 1978年改革之初,

高层管理人员就能够认识到, 放权让企,

事关经济大局, 并非空穴来风。早在1961年的经济学家孙冶方2008年, 他写了多篇文章, 指出经济管理体制的核心问题不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而是企业作为独立核算单位的权利和责任, 以及与国家的关系。它是整个经济问题的核心。如果企业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 整个经济将继续低迷。因此, 孙冶方曾强烈建议在计划经济的大框架下扩大企业的自主权, 或者说, 必须下放给企业。遗憾的是, 这种尊重市场经济规律的常识性建议很快遭到批评。好在文革后, 大部分经济学家和中央经济工作领导重新认识了孙冶方经济思想的价值, 一致认为要重启放权让利工作, 扩大企业自主权。 , 提高企业活力, 并以此作为经济改革的中心任务。 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的主题是“赋予企业必要的独立地位, 扩大企业自主权”。李先念提到了“企业是基本生产单位”这句名言。他强调, 要重视企业的积极性, 赋予企业经济权力和经济利益, 不能把企业当成任何主管部门的附属物, 而当成只能由外部上级操纵的算盘。李先念的改革理念此时非常明确。要扩大企业自主权, 寻找出路, 放权让利, 走出行政分权的老套路。这也是中央、国务院的经济改革思路。1979年, 人民日报社论指出, 改革最紧迫的任务是扩大企业自主权。 1979年初, 李先念找到时任国家经委副主任袁保华, 要求国家经委认真研究扩大企业自主权问题。于是, 经委政策研究室开展了地方企业调研, 提出了扩大企业权力的十项意见, 提请当年4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很快得到了国务院批准。此次会议。梳理这些鲜活的史料, 可以发现历史经验和历史遗憾。 35年后, 新上任的李克强总理再次将政府权力下放作为改革的切入点, 意义重大。一是1980年代出现的放权让利的政府改革, 已经走过了35年, 但远未完成;二是抓住以放权为核心的政府改革重点, 如果能真正落实, 不仅会带动一身, 而且可以获得改革红利;第三, 1980年代的分权和利润转移改革,

既是历史, 又是现在, 既是经验, 也是任务。其中, 有困难, 有困惑, 也有策略。历史有答案和步骤。中国其实不需要豪迈的口号和夸张的表述。回到1980年代, 在停顿的历史中扩大历史, 是国企改革的全面成果。